《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同時還要構建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那么如何暢通和規范數字化建設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之間的途徑？“城市大腦”或可給我們帶來啟示。“城市大腦”能夠實現與網格化管理、數字化應用和社會協同治理的充分融合，推進城市治理的系統改革與現代化轉型。
　　“城市大腦”+網格化：精準回應城市公共治理需求
　　公共治理行為的一項重要價值即在于及時準確地回應特定的公共治理需求。如果“城市大腦”是中樞系統的話，基層社區的網格員即是延伸至群眾“最后一公里”的“毛細血管”。“城市大腦”具有極強的數據能力、業務能力、協同能力與交互能力，但是它畢竟是一個人工智能系統，可能存在選擇性偏誤，無法精準地獲取公共治理需求，與網格化的結合正好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為了實現二者的結合，首先，應建立一套完整的城市治理信息“數據庫”。數據的歸集與融通是“城市大腦”的基礎條件，雖然政府在經濟、社會、文化的管理與服務中，積累了大量的數據，但是缺乏有效的利用途徑。通過建立城市街面信息采集標準，按照型號、權屬、位置、現狀等屬性，開展城市治理所涉場所、人員、組織、部件等服務對象的基礎信息采集，關聯行政處罰與行政審批信息，可以有效實現數據庫的合理歸集與使用。
　　其次，應以城市治理信息“數據庫”為依托，進一步打通城市信息數據孤島和體制機制壁壘，實現跨區域、跨層級、跨領域的多源數據匯總，為更高一級的人工智能應用提供全面的數據支撐。并以網格化服務為橋梁連接政府和群眾，將政府公共資源、社會公益資源、市場商業資源整合進“城市大腦”+網格化信息管理平臺，及時收集、反映、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的利益訴求。
　　再次，應集成數字化平臺“云處置”。通過數據展示平臺、實時監測平臺、視頻平臺、業務工作平臺四大平臺，建立城市街面問題處置快速響應機制。“大數據發現問題，網格員迅速反應”，依托“城市大腦”智能終端將任務直接派發到具體負責人，減少中間環節，實現行政流程的最大化精簡，提高問題處置效率，精準服務人民群眾的公共治理需求。
　　“城市大腦”+協同化：整體回應城市公共治理需求
　　整體回應并不意味著取消分部制，而是在承認分工的同時，治理主體作為一個整體回應公共治理需求，在分工的基礎上做好統一輸出。這種整體性回應以數據共享為基礎，建立起政府部門之間以及政府與社會組織、市場機構等共同治理的機制，即致力于在公共治理結果產出上形成整體性，“多個點進，一個點出”。“城市大腦”+協同化，即體現了這種特質，它使得政府部門、社會組織、民眾個體、市場機構之間得以有效協調，共同開展公共事務治理。
　　為了實現整體回應城市公共治理需求，首先，應通過廣泛運用數字技術，搭建參與平臺。通過“城市大腦”將城市原有的各類平臺如智慧交通、智慧房管、智慧警務、智慧城管、智慧旅游、智慧醫療、智慧環保等進行整合，建立“城市合伙人”制度，拓寬全民有序參與城市治理的渠道，使得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與開放聯系變得更加便捷。
　　其次，應搭建共享平臺，將數據全面融合。以“城市大腦”為依托，利用數據共享政策，整合省市綜合信用、工商注冊、不動產、企業庫、法人庫和人口庫等數據信息以及相關部門的視頻資源。在此基礎上，聯合第三方公司在5G與AI技術上再創新，逐步實現城市管理資源共享與整合，使得社會組織及社會個體都可以從開放的數據接口中獲得需要的數據，從而有利于構建多中心的社會治理結構。
　　再次，應搭建協作平臺，部門聯動處置。依托“城市大腦”，將具有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生態環境保護等多種職能的部門進行再梳理、再確權，統一納為“城市大腦”協同處置單位，形成城市統籌、部門聯動的協同管理體系，真正做到整體回應公共治理需求。
　　“城市大腦”+應用化：有效回應城市公共治理需求
　　治理主體在回應公共治理需求過程中還會碰到有效性問題，即治理主體的能力是否匹配治理需求。即使全面掌握民眾的公共治理需求，但是需求無法匹配能力，依然無法使治理有效。“城市大腦”+應用化主要解決的是治理供給與治理需求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城市大腦的智慧化應用，提高精準配置公共資源能力，有效回應公共治理需求。
　　為了實現這種有效回應，首先，應實現“城市大腦”的應用場景化。“城市大腦”可通過各類自帶算法的視頻設備搭建城市“類腦視覺系統”和超聲波探測等聲音采集系統用于建設城市的“類聽覺系統”。熱敏、氣敏、力敏等各類傳感器形成城市的類腦觸感系統。大數據、云計算對感知系統收集的數據進行智能化分析，構建類腦思維能力。它的最大功效在于通過這種類腦思維實現應用場景化。
　　其次，是要實現應用場景的多元化，至少可以實現四大應用場景：城市交通監測場景、城市公共安全場景、城市生態環保場景和城市社會管理場景。
　　城市交通監測場景，通過跨域數據的全網融合，打開“城市大腦”的類腦視覺系統、類聽覺系統之間的反饋控制系統，基于多源數據與智能算法，對交通信號實現彈性調控，提升城市交通的流動性；通過智慧云端，規劃緊急車輛到達現場的最優路線，在總體上為交通問題提出全面解決方案。
　　城市公共安全場景，通過“城市大腦”實現疫情輿情監測分析、重要節點全視頻監控、手機信令大數據分析、互聯網大數據預測，在社區、企業、樓宇與重要路口、路段之間實現整體性監測，同時通過警情自動監測，將警察從繁重的體力工作中解放出來。
　　城市生態環保場景，通過“城市大腦”的算力，實現全天候、全覆蓋的環境空氣監測感知，為公眾提供身邊更精準的空氣質量數據，為管理部門提供快速識別局部性偶發空氣污染的依據。
　　城市社會管理場景，通過統一地址服務實現動態地址采集、更新、救濟、入格、上圖閉環；通過城市車位一點達，一次綁定，全城通停；通過人口動態“分析儀”找準市域范圍內的實有、遷徙、流動人口特征；通過特定人員望遠鏡，對易走失的老人、幼童等進行軌跡跟蹤和自動尋位。隨著技術的發展，這些場景還有望繼續拓展。
　　再次，還需要將應用場景與服務于公共治理的App相結合。通過公共行業管理智能化，拓展各類智慧管理體系在交通、物業、生態、安全、環衛等公共民生行業的便民管理App，使得各類應用場景主動銜接各類App，并在調試與反饋中不斷修正這些App，最終實現市域公共治理需求的有效回應。
　　人工智能與人民智慧的“雙智融合”
　　“城市大腦”代表了人工智能在城市的集中呈現，它通過一種類腦思維能力輔助人類在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各類應用。但是應該看到，人工智能畢竟無法代替人類的智慧，它們都有一個共同基礎：真實、準確的數據。除此之外，“城市大腦”還需要主體對各類符號，如數字、文字的準確解讀，進而對多種信息來源進行比較、判斷和確認。如果說在準確解讀上，人工智能還能游刃有余，那么在模擬判斷上光靠人工智能就有點力不從心。人類的心性、價值抑或更難衡量的尊嚴、榮譽等都不易被人工智能模擬。人心溫暖，而智能冰冷，外賣小哥困在算法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一種人工智能的價值缺失，它把人類的偏見、誤解與偏愛編入了算法模型，極大地干擾了人們的生活。
　　而通過“城市大腦”+網格化、“城市大腦”+協同化、“城市大腦”+應用化，將人工智能與人民智慧相結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克服其在價值判斷上的缺失，通過人的介入，從而更有溫度地切入各類公共治理需求。在具體推進“城市大腦+”的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明確人工智能的邊界，明確數字產權及其與個人權利的關系。另一方面應吸收更多領域的專家學者、普通市民代表共同參與“城市大腦”參數的選擇與算法制定，形成技術人員、政府工作人員、專家學者與市民群體四方協商懇談機制，注重公共政策的價值導向，加強人文關懷。在治理供給的再分配過程中，關心無網絡使用者（數字鴻溝）與弱勢群體的治理需求，真正做到人工智能與人民智慧的“雙智融合”。
　　2020年3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觀看“數字杭州”建設情況，了解杭州運用健康碼、云服務等手段推進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做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市大腦是建設“數字杭州”的重要舉措。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大城市也可以變得更“聰明”。充分運用“城市大腦”建設，使其融合網格化、協同化與應用化，進而實現人工智能與人民智慧的“雙智融合”，是建設智慧城市的重要手段。它遵循公共治理的價值導向，有效、精準、整體地回應了公共治理需求，是實現市域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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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